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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升城市文明水平法律該扮演什么角色
發布時間:2019-09-25 09:54 星期三
來源:法制日報

導讀:近年來,為了推進文明城市建設,提高公民道德水平,深圳、杭州、北京等城市先后出臺或正在醞釀出臺地方的文明促進條例,通過法律手段對一些不文明行為予以規制。這一做法在獲得點贊聲的同時,也引起一些爭議。如何看待法律在推進社會公德形成中的作用?法律與道德規范之間的界限如何區分?本期“聲音版”邀請相關專家和讀者一道進行探討,敬請關注。

以法治托起社會公共生活的基本善

□ 王國龍

法律與道德是兩種最重要的社會規范,盡管兩者之間存在著一定的區別,但道德尤其是社會公共道德,總是和法律存在著諸多交叉甚至是相互重疊的地帶,有時候表現為“法律是最低限度的社會道德”或者“法律就是成文的道德、道德就是內心的法律”。在任何一個秩序良好的社會當中,法治建設總是需要在法治與德治的良性互動中來具體展開,即“法安天下、德潤民心”。法治的根基在于道德,而道德的確立也需要法治的導引。不過,在法治建設中,法治對道德的確立和導引作用,既需要保持必要的克制立場,也需要發揮必要的保障與回應作用。一般而言,法治所聚焦和關注的乃是社會的公共道德,應努力以法治托起社會公共生活的基本善。

一個社會中的基本善,往往集中體現在誠信、善良、節約、樸實和尊重等基本人格品性的層面,也體現在尊老愛幼、禮讓、憐憫、不侵擾他人和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等社會公共交往的層面,甚至還體現在維護公共秩序、愛護環境、遵守交通秩序、崇尚文明和理性自律等社會責任承擔的層面。這些社會中的基本善,總是具體呈現為社會生活領域當中的各種公共道德規范和道德觀念。例如,中國傳統社會中的“仁、義、禮、智、信”和當前我國的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都是以追求社會的基本善為目標的社會公共道德規范和道德觀念。其既不是抽象的,也不是虛無的,而是發揮著切實調整社會關系和維護社會秩序的作用,甚至對社會生活領域當中相對有限的公共資源,發揮著有效配置作用和最優配置效應。因此,道德尤其是良好的社會公共道德對法治建設具有支撐作用甚至是滋養作用,以努力保障社會中各種基本善的實現。

為促進和保障社會中基本善的普遍實現,努力發揮道德建設,尤其是社會公共道德建設對公民行為的導引作用,則顯得尤為重要。相較于法律而言,道德的調整依賴于人的內心確認和社會的公共評價,因而是一種“運行成本相對較低、調整效果較好和能有效增加社會合作與團結”的社會規范,個體責任、家庭責任、社會責任甚至是部分職業責任等責任類型,都更多地依賴于人們的道德自律和內心確認,只有不斷加強道德建設,弘揚公民的社會責任感和時代使命感,努力增進社會合作和團結,德治的治理價值才能逐漸發揮出來。

當然,伴隨著中國社會結構不斷地呈現出個體化和陌生化的自我轉型,道德建設既需要通過道德教育和道德感化等途徑來推進,也需要通過加強社會誠信體系建設等途徑來強化。針對某些嚴重違背社會公共道德甚至是違法的行為,通過某些形式的提醒、警示甚至是懲戒,既是必要的,也是可行的;當然,其目標不在于單純的懲罰,而在于教育和導引。在某種意義上,通過加強社會誠信體系建設和社會道德建設,最大程度地提升社會公共道德建設的層次,逐漸杜絕不文明現象的發生,這既是德治的基本內涵,也是維護社會秩序尤其是提升現代城市文明水平的途徑之一。良好的人文環境與和諧的人居環境,都屬于社會的基本善的應有內涵。

為保障社會的基本善的普遍實現,在踐行德治的基礎上也要努力通過法治途徑和法治建設來推進社會公共道德建設。法治是一項系統的社會工程。不同于德治,法治往往是通過“科學立法、嚴格執法、公正司法和全民守法”等環節來實現的。法治不僅僅取決于是否存在明確的規則,還取決于規則自身的品格、執法和司法主體的水平、嚴格的法律程序和法律實施的強制性機制等,更取決于諸如證據的固定和收集、證據規則的落實、法律適用的技術和法律實施主體的價值觀等深層次因素。因此,針對嚴重違背社會公共道德甚至是違法行為,發揮法律的調整作用總是需要保持必要的克制和限度,尤其需要防止出現某些基于“管理的科學性不足、公共設施緊張和公共服務供給不足”等原因而出現的社會公共道德失范問題,直接轉化為簡單的立法問題或者執法問題。

社會中不文明行為或者不文明現象的外延和邊界,總是處于一個相對流變當中,我們要努力區分道德調整范圍和法律調整范圍的應有界限,根據不同時期、不同地域和不同現象,努力實現精準治理和分類治理,促進德治和法治的相互融合。例如,針對隨地吐痰、亂穿馬路、赤胸裸背、鋪張浪費等不文明行為,道德建設和道德導引則發揮著關鍵的教化作用;針對廣場舞擾民、亂扔亂倒廢棄物、亂扔垃圾等不文明行為,通過加強公共管理和行政執法則發揮著關鍵的治理作用;而針對高空拋物、違規飼養大型犬烈性犬、損壞公物等不文明行為,則需要根據情節和損害后果等,通過執法和司法等途徑來發揮著切實的調整作用。當然,上述不文明行為尤其是違法行為,在不同情形當中也往往會發生轉化,但任何具體的執法行為和個案司法,都要努力通過回應社會主流道德觀念來發揮其溢出性的社會治理效應。

道德和法律這兩種不同的社會規范之間,既相互區別,也相互聯系。道德尤其是社會公共道德具有一定的社會強制性,法治要努力回應不同時期社會公共道德建設的需要,努力以法治托起社會公共生活的基本善。

(作者系西北政法大學教授、基層司法研究所所長)

眾 議

優秀價值觀需規則保駕護航

□ 王運慧

文明是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的重要內涵,各地通過立法向不文明行為宣戰體現了法治與德治的有效結合,也是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融入法治建設的重要實踐。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倡導的文明、誠信、友善等價值理念我們已耳熟能詳,然而現實中仍有許多不文明行為與之背道而馳,這說明這些價值理念還沒有從情感認知層面不折不扣地落實到實際行動上,同時也說明抽象的價值理念只通過循循善誘的宣傳引導還遠遠不夠,還需要規則和制度來保駕護航。只有如此,才能實現價值觀知、信、行的完全統一。

法律是迄今為止最好的規則和制度,它設定的規范明確而具體。通過立法規范文明行為,一方面為人們的行為選擇提供標準化的范式,讓人們身體力行的文明行為有了具體依據;另一方面也讓人們認識到自己的不文明行為如果達到一定程度即是違法行為,將受到法律的制裁和懲罰。通過這樣的正向引領和反向懲戒,可以共同促進人們自覺守法,從而不斷強化人們對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的認同。因此,通過立法促進文明行為,是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融入法治建設的重要途徑,是用制度的剛性保障道德的柔性,用法治的理性克服人心的隨性,推動人們人格境界與行為境界高度統一,從而實現以良法善治重振公序良俗,更好塑造人們的優良品行。

(作者系河南省社會科學院副研究員)  

法律信仰是文明社會的硬核

□ 謝軍

文明行為并非公民與生俱有,需要依靠法律強制力的指引將文明“內化于心,外化于行”。杭州機動車禮讓斑馬線便是最好例證。過去,機動車司機常對斑馬線上的行人滿腹牢騷,而不遵守規則的代價就是頻繁發生交通事故。2015年斑馬線禮讓行人首次被寫入《杭州市文明行為促進條例》,柔性倡議就此轉變為剛性規范。如今幾年過去了,禮讓斑馬線逐漸由被動變主動,成為杭州一道亮麗風景線。可見,文明自覺離不開法律強制力的支撐與驅動。

在全面依法治國新時代,對于不文明行為的調整方式應從道德規范提升為法律規范。也許在法律實施過程中有取證難、執法成本高等問題,但這些問題都可以通過制度設計予以有效化解。何況,由道德柔性規范轉化而來的法律規范,在強制力加持下,可以為公眾圈定合理表達訴求的邊界,喚醒人們內心深處的文明自覺潛能。特別是對于無理取鬧、撒潑耍賴、無視規則等不文明現象通過露出強制力的“牙齒”,可以促使行為人認識到行為失范的相應代價。相反,沒有強制力支撐的道德說教,可能因公眾盲目從眾心理,衍生“公地悲劇”。法律是文明社會的驅動硬核。文明行為習慣的養成,需要我們用法治將文明種子植入廣大市民的心田,讓信仰法治在每位市民心中扎根發芽,由己及人,以實際行動感染他人,從而營造良好社會文明氛圍。

(作者系浙江省建工集團職員)  

文明社會形成需要剛性他律

□ 樊樹林

城市人文精神是居民賴以生存的精神家園,更是區別于其他城市的精神氣質。近日,《深圳經濟特區文明行為促進條例(草案修改稿)》提出,要將優先車廂受惠人群從女性擴展至殘疾人、未成年人等,體現了文明的進步,是對城市困難群體的制度補償。同時,條例規定“對于乘坐優先車廂的其他乘客,地鐵工作人員應當勸離”,此規定有助于保障這一制度落地。一個文明社會的形成,既需要嚴格的自律,也需要剛性的他律;既需要好言好語的勸導,更需要法律制度的規范。只有內因、外因共同發力,才能不斷推動社會文明水平的提升。從這個層面講,“對其他乘客勸阻”等強制性規定,能喚醒人們的文明意識,形成對文明的敬畏,最終讓文明內化于心、外化于行。

(作者系河南省焦作市山陽區教育局工作人員)  

文明養成離不開教育引領

□ 袁文良

一個城市的文明程度,歸根結底反映在人的行為上,決定于人的素質。目前多地都出臺了文明城市促進條例,嘗試以法律的強制力推進社會文明程度的提升。然而,提高市民文明素質是一個長期復雜的系統工程,僅靠法律制約和經濟處罰恐怕很難從根本上解決問題,最關鍵的還是要下大力開展持久廣泛的教育,以強化人們講文明懂禮貌的自覺意識和公德意識。

一是要堅持從小抓起。無論是幼兒園還是中小學校,廣大教師和家長要針對孩子成長階段的可塑特點,通過自己的言傳身教把文明知識傳遞于孩子,使孩子從小就知道哪些能做、哪些不能做。

二是要積極選樹典型。引導大家對照先進找差距,從而做到學有榜樣、趕有目標,進而將文明促進條例的有關要求化為行動自覺。

三是要加強細微引導。要引導廣大群眾從我做起、從現在做起、從點滴做起,做到“勿以惡小而為之,勿以善小而不為”,并敢于對一切不文明行為、不禮貌行為、不道德行為進行大膽批評。

總之,全面提高市民文明素質,出臺相關法律條例十分必要,但關鍵還是要不斷加強思想建設、文化建設和道德建設。只有人們綜合素質不斷提高,社會文明程度才能不斷提升,從而讓城市因文明而發展,讓社會因文明而和諧,讓生活因文明而美好。

(作者系鄭州市文化市場綜合執法支隊執法人員)  

道德問題宜交道德去裁決

□ 萬子豪

“沒有規矩,不成方圓”,這是千百年來中國人總結出的道理。也因此,近年來全國許多城市都傾向于對不文明行為進行立法予以規范和嚴懲。但筆者認為,不是所有的不文明行為都有必要交給法律去規制。

如果有些行為在人們普遍認知中已超出不文明范疇,甚至可能造成嚴重后果,那么可以或者應當上升到法律層面。比如在公共場所吸煙、高空拋物等,目前我國已有或者正在出臺相關法律對此類行為進行規制。但對不讓座等屬于道德范疇的行為通過立法規范,就有將道德問題法律化之嫌了。比如最近《深圳經濟特區文明行為促進條例(草案修改稿)》規定“不讓座的,司乘人員有權要求其讓座”,如果占座行為人拒不讓座,如何執行?將其驅趕下車?于法無據;任由其占座置之不理?則勢必偏離立法的初衷和本意。所以,對于那些偏向于道德范疇的行為,更適合通過勸說、解釋、說服、教育的方式,逐漸形成約定俗成的社會文明秩序,讓大家自覺遵守。

“法律是顯露的道德,道德是隱藏的法律”。對于不文明行為的規范,應當依賴于“道德的歸道德,法律的歸法律”觀念的傳播,否則就容易混淆兩者的邊界。正如有專家所指出的,在制定涉及“不文明行為”的法律時,要明確區分不文明行為與犯罪行為以及一般意義上的違法行為的界限。有些不文明行為并不適于動用公權力。將道德問題交給道德去裁決,法律問題納入法律范疇,只有如此,才能真正推動法治與德治相結合,既發揮好法律的規范作用,又發揮好道德的教化作用,確保文明的種子在人們心底真正生根發芽。

(作者系對外經貿大學附屬中學高三學生)  


責任編輯:莫亞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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