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侵害未成年人的違法犯罪具有極高的再犯可能性,特別是假以職業的便利,使得這類犯罪的隱蔽性更強——
為孩子筑起防性侵“安全門”
發布時間:2019-09-18 09:55 星期三
來源:檢察日報

佟麗華

苑寧寧

徐靜超

門診問題:

為何要建立侵害未成年人犯罪信息查詢和從業禁止制度?建立全國性的信息庫與地方探索有何不同?建立信息庫時應重點關注哪些方面?信息庫應該在多大范圍內公開?

門診專家:

北京市青少年法律援助與研究中心主任 佟麗華

中國政法大學副教授 苑寧寧

江蘇省無錫市惠山區檢察院檢察官 徐靜超

專家觀點:

◇性侵未成年人犯罪具有再犯率高的特點,從更全面、更深入保護未成年人的角度看,建立侵害未成年人犯罪信息查詢和從業禁止制度勢在必行。

◇建立全國性的信息庫可以在更高級別公開查詢并限制相關人員的職業,威懾力較地方規定更大。

◇要注重對數據庫的及時更新和銜接,實時跟進,否則無法做到全覆蓋;對查詢范圍要進行合理的規定,原則上是接觸或者密切接觸未成年人的行業;注重平衡性侵涉案人員的就業權,妥善考量信息庫限制就業的范圍,緊密限制在密切接觸兒童的行業或單位中。

◇專家建議,信息公開的程度可以分為三個不同層次:一是在司法機關、政府機關內部公開;二是向所有與未成年人密切相關的行業公開;三是將情節惡劣、屢教不改的犯罪分子的信息,向社會進行完全公開。

建立健全性侵害未成年人違法犯罪信息庫和入職查詢制度,是最高人民檢察院確定的五年改革規劃中的46項任務之一。目前,多地檢察機關已對該制度展開了探索。不僅如此,在頂層設計上,也有相關部署。近日,最高檢第九檢察廳廳長史衛忠表示,檢察機關將建立全國性侵害未成年人犯罪信息庫,推動形成涉及未成年人相關行業入職查詢和從業限制制度。

“這有助于彌補預防性侵未成年人犯罪的制度空白,是最高檢在現有立法政策背景下的一個重要探索。”近日,受訪專家在接受記者采訪時表示,建立全國性侵害未成年人犯罪信息庫,可以吸取地方的一些經驗,對查詢范圍、查詢機制以及查詢權限等要進行合理的規定,同時也要注重平衡性侵涉案人員的就業權。

多地探索建立涉性侵害未成年人者從業限制制度

不同于其他犯罪,侵害未成年人的違法犯罪具有極高的再犯可能性,特別是假以職業的便利,使得這類犯罪的隱蔽性更強,雖然此類案件在總體數量而言不多,但在未成年人權益保護方面,此類案件仍需要重點的關注。

廣州市檢察院結合辦案情況作過統計,數據顯示,2018年廣州市檢察機關辦理的性侵害未成年人案件占所有侵害未成年人案件的比例高達45.6%,其中教育領域未成年人被性侵害的案件占比接近10%,縱觀這些案件,作案人員主要涉及幼兒園、中小學校的教師、保安等教職員工和校外教育輔導機構的教職人員。一方面是極高的再犯可能性,一方面則是涉案群體的集中,在這種形勢下,如何將“前科人員”擋在門外,從源頭上防止性侵未成年人事件的發生?貴州、重慶、上海、廣州以及江蘇等地進行了探索。

在貴州,省檢察院聯合省法院、教育廳、公安廳等12家單位出臺了《關于在密切接觸未成年人行業建立違法犯罪人員從業限制制度的意見》(以下簡稱為《意見》),對曾經實施過虐待、故意傷害、強奸、猥褻,組織、強迫、引誘、容留、介紹賣淫等嚴重侵害未成年人人身權利等違法犯罪行為的人員,限制、禁止其從事與未成年人密切接觸的相關職業,包括教師、培訓師、教練、保育員、醫生,學校保安、門衛、駕駛員、保潔員、食堂工作人員,用人單位招募的志愿者、義工等,中小學、幼兒園的支教人員,兒童醫院、婦幼保健機構的支醫人員等。在業內人士看來,這份《意見》的指導性強,實踐性強。

重慶市檢察院與重慶市教育委員會會簽《教職員工入職查詢工作暫行辦法》,并上線了教職員工入職前涉罪信息查詢系統。其中規定,招聘的教職員工中,經查詢如發現有性侵犯罪記錄的,一律不得入職。

在檢察機關的推動下,上海市也出臺了《關于建立涉性侵害違法犯罪人員從業限制制度的意見》,完善與未成年人密切接觸的行業從業人員的招錄與管理機制,強化對性侵害未成年人犯罪的源頭預防。

為將有侵害未成年人前科人員擋在門外,廣州市在今年5月底上線了“侵害未成年人違法犯罪信息庫”,該系統與教育局等職能部門對接,在與兒童成長相關的特殊行業或崗位的人員入職程序上,建立犯罪記錄強制查詢機制,幫助提高相關人員入職審查、品行評估的準確性和有效性。

在江蘇省丹陽市,9家單位會簽并出臺了《丹陽市限制涉性侵害違法犯罪人員從業的辦法(試行)》,明確在教育、醫療、文化傳播、訓練救助等與未成年人密切接觸行業招聘時,對擬錄用人員是否存在性侵害違法犯罪記錄情況進行強制查詢,一旦發現“前科”,將不予錄用。

“不少地方探索建立了信息庫,加強對相關人員的從業限制,這是很大的進步,在預防類似案件的發生上會起到積極的作用。”北京市青少年法律援助與研究中心主任佟麗華表示,根據兒童最大利益原則的要求,要把兒童的最大利益放在特殊優先的位置,為避免兒童受到性侵這種嚴重的傷害,有必要讓性侵兒童的犯罪分子付出更大的代價。

建立全國性侵未成年人犯罪信息庫勢在必行

禁業限制,在法律體系中并不是陌生的。在現行刑法中已有相關規定:因利用職業便利實施犯罪,或者實施違背職業要求的特定義務的犯罪被判處刑罰的,人民法院可以根據犯罪情況和預防再犯罪的需要,禁止其自刑罰執行完畢之日或者假釋之日起從事相關職業,期限為三年至五年。

“刑法上的從業禁止制度既有原因的限制,也有期限的限制,在實踐中很難滿足全方位、最大程度的預防侵害未成年人犯罪行為的發生。”中國政法大學副教授苑寧寧表示,法院可以根據犯罪情況和預防再犯罪需要的角度決定是否適用,這意味著并不是所有的都會被判處從業禁止。而性侵未成年人犯罪具有再犯率高的特點,從更全面的角度、更深入保護未成年人的角度看,建立侵害未成年人犯罪信息查詢和從業禁止制度勢在必行。

目前,在具體刑事案件中,禁止期限一般只在判決書中載明,該信息不會輕易被公開或被民眾所知,且無統一記錄或強制查詢途徑。在江蘇省無錫市惠山區檢察院檢察官徐靜超看來,這可能導致被判處禁業者在禁業期滿后甚至是在禁業期間,繼續從事密切接觸未成年人的有關行業,會造成極大的潛在風險。性侵犯罪人員危險程度比一般違法人員更高,所以隔離時間應該更長,需要對其有更多監管和限制,這也是各國普遍的做法,因此要建立相關的數據庫,推動建立涉及未成年人相關行業入職查詢和從業限制制度。

談及各地在入職查詢方面進行的一些探索,苑寧寧評價說,這些探索都積累了很好的經驗,但還存在著局限性,我們國家幅員遼闊、人員流動性強,性侵犯罪人員服刑完畢后,可能會從一個省跑到另外一個省,由于各地的查詢系統不對接,存在信息壁壘,可能會產生漏洞和空白。建立全國性的信息庫,意味著要將相關信息整合到一個數據庫當中,實現信息共享,能在全國范圍內更好地預防侵害未成年人犯罪的發生。

建立全國性的信息庫與地方探索有何不同?徐靜超用“擴圍”“升級”兩個詞進行了概括。“擴圍”既體現在從業限制范圍,也體現在實施區域。“升級”則意味著這類制度較地方規定而言內容更健全、設計層級更高。“建立全國性的信息庫可以在更高級別公開查詢并限制其職業,威懾力較地方規定更大。”她說。

“建立全國性侵害未成年人犯罪信息庫,是檢察機關在更高層面、更高層級全面貫徹兒童利益最大化原則的根本體現,可以為密切接觸未成年人的用人單位及主管行政部門提供全面查詢服務并予以從業限制。”佟麗華認為,預防比事后懲罰更重要,建立全國性的信息庫彌補了預防性侵未成年人犯罪的一個制度空白。未成年人保護法正在修改,從法律修改的角度講,希望能將相關的制度上升為法律。

合理設置信息查詢機制和權限

建立全國性的信息庫需要收集全國的資料,信息來源會決定信息庫的范圍。“要注重對數據庫的及時更新和銜接,實時跟進,否則無法做到全覆蓋。”受訪專家認為,未來不僅要把有過性侵未成年人犯罪記錄人員的信息納入,還應當將有過性侵未成年人治安違法記錄人員的信息一并納入,所涵蓋的信息范圍應當包括違法和犯罪兩部分。

同時,對查詢范圍要進行合理的規定,原則上是接觸或者密切接觸未成年人的行業。這就不僅僅局限于學校、幼兒園,兒童娛樂場所、校外教育培訓機構以及以兒童為對象的各種工作機構或者場所等,在錄用相關人員前都應當進行信息查詢。一旦發現應當履行查詢義務而未查詢發生性侵案件的,要依法追究責任。

“合理設置信息庫的查詢機制和查詢權限是關鍵。”苑寧寧表示,相關用人單位或者行政管理部門在錄用招聘相關的工作人員時應當進行查詢,而這樣的查詢應該是錄用相關工作人員的一種必經前置程序。不過,在查詢權限上應當有所區分,比如可將查詢權限按照不同的級別開放給不同的政府部門和用人單位。

有聲音質疑,加強涉性侵犯罪人員從業限制后,可能會使犯罪人員在改過自新后無路可走。對此,佟麗華表示,問題的關鍵在于如何平衡社會安全、兒童權益和罪犯權利。比如美國的梅根法案規定要把性侵未成年人的信息向社會公開,這是為了更好地保障兒童權利,保障社會安全,為避免兒童受到性侵這種嚴重的傷害,有必要讓性侵兒童的犯罪分子付出更大的代價。

在苑寧寧看來,這與犯罪人員重新回歸社會、融入社會并不沖突,僅是限制了其從事與未成年人密切接觸行業的機會,并未對其他行業的就業機會進行限制。“同時應當注重保障犯罪人員的相關權益,犯罪記錄不應當毫無限制、毫無范圍的向社會公開,要防止信息系統的相關記錄遭到泄露,對已經作出不予錄用或者拒絕錄用的決定的,也應當做好保密義務。”他說。

徐靜超表達了類似看法。她說,在設計信息庫時要注重平衡性侵涉案人員的就業權,要妥善考量信息庫限制就業的范圍,緊密限制在密切接觸兒童行業或單位中。前科人員亦有工作權,若限制范圍擴大,則可能出現相關單位發現有前科就不再錄用,進而會導致他們無法就業,難以回歸社會。

“實際上所有涉及性侵未成年人的信息,不論社會危害程度如何,都應該進入國家的信息庫,但這個信息庫在多大的范圍內向哪些人公開還需要進一步研究。”佟麗華建議,信息公開的程度可以分為三個不同層次:一是在司法機關、政府機關內部公開;二是向所有與未成年人密切相關的行業公開;三是將情節惡劣、屢教不改的犯罪分子的信息,向社會進行完全公開。

在未成年人權益的保護問題上,再怎么努力都不嫌多。受訪專家認為,在完善相關立法的同時,應當加強未成年人的自我保護意識和安全意識,特別是性安全方面的自我防護意識,還需要家庭、學校、社會共同努力,形成未成年人保護合力。

(于瀟 郭璐璐)

責任編輯:田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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